中东地区局势四个新特点

与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和2012年多国实施政治过渡及变革相比，2013年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失去了明显而清晰的线路：多个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阿拉伯国家乱象横生，政局走向变数增多；地区力量此消彼长，严重失序；美国战略性收缩态势明朗，并牵动地缘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局势发展扑朔迷离。

一是发端于2011年的阿拉伯大变局进程出现反复。2013年，进入第三年的阿拉伯大变局进程明显失去清晰的发展线路，多数阿拉伯国家乱象横生。

埃及局势出现逆转，爆发所谓“6·30革命”，军方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并在8月14日武力清场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家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局势发生逆转，政府军逐渐占据战场优势，曾使美国军事干预一触即发的化武危机终以叙政府交出并配合销毁化武而得到缓解。突尼斯政治过渡一波三折，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内局势动荡，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被迫交权于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以待明年新大选。利比亚政治长期混乱，10月过渡政府总理被武装分子短暂绑架，11月民兵武装占据首都的黎波里，造成数十人死亡。也门过渡进程严重滞后，至今没有制定出新的宪法，国内局势十分脆弱。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托弗利卡年迈体衰（2013年4月曾突发中风送法国救治），但2014年可能还会被执政党推出来竞选连任；苏丹南北分家后经济形势严峻，民众示威不断，局势重趋动荡；约旦虽举行了选举，但国王继续任命非议员而不是获胜政党领导人担任首相，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阿拉伯大变局中艰难维持了稳定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整体局势非常脆弱（事实上巴林局势始终动荡），内部潜伏着深刻危机。

事态发展昭示，阿拉伯大变局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和充满曲折的探索过程。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陪同下，笔者在开罗见到了埃及过渡政府外交部部长法赫米，他几次称从“1·25革命”以来埃及一直处在“探索”之中。

在阿拉伯大变局中，埃及局势的走向具有指标性意义。埃及未来发展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前景：建立所谓的新威权模式，或者陷入街头政治和政局动荡的恶性循环。如果埃及军政当局的政治路线图能够大致得到落实，埃及局势有望走上一条重建秩序之路，军方领导人塞西将军可能成为国家新的威权人物。但是，局势的发展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种前景。目前，埃及可谓内外交困：外部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冷抵制”，美国暂停了军援，美欧资本几乎尽数撤离；内部军政当局与穆兄会支持者尖锐对立，局势紧张，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如果经济长时间难有大的改观，可能用不了一年半载，类似“6·30”的第三次革命又会上演，因为埃及民众已没有太多的耐心！

二是温和与激进伊斯兰跷跷板效应再现。2013年，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推翻，突尼斯执政的复兴运动政府也严重受挫，曾经盛极一时的政治伊斯兰化势头明显受阻。而以基地组织为特征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在从南亚到西非的广大地区重趋活跃。“9·11”事件以来的事态发展显示，在这一辽阔的穆斯林聚居区域内，不论哪里出现动乱，都会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形成吸引力，并导致他们新的聚集。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是如此，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的利比亚也是如此，2012年陷入内战的叙利亚还是如此，2013年军方出手干政后的埃及怎么能例外呢？

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温和与激进势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跷跷板效应。“9·11”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民心大失，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进一步趋向温和务实，这也是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大变局丝毫没有激进、极端特征的主要原因。此后，阿拉伯世界局势动荡，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浑水摸鱼；2013年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严重受挫，更给伊斯兰极端势力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

三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性收缩直接牵动中东地缘政治的神经。2013年中出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上任伊始就重新评估美国的中东政策，据9月完成的评估报告，未来美国在中东将遵循外交优先、减少卷入、避免军事干预的新方针。2013年11月20日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演讲，更“若有所指”地说：“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多么麻烦的事情，都不会影响美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来。”美国对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的暧昧态度和在叙利亚化武危机的出尔反尔，使美国从中东战略性收缩的态势明朗化。

伴随美国的战略抽身，中东地缘政治态势出现联动，原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的统一战线（土耳其、沙特、埃及、美国为首的西方）濒于瓦解，美国在中东的同盟体系出现松动，美国与土耳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美国与以色列、美国与埃及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伊拉克战后10年来，美国一直通过军事威胁加经济制裁打压伊朗，来维持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平衡。然而，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戏剧性的“融冰”，在中东国家中引起“强烈的地缘政治地震”。

因此，围绕埃及局势发展和伊朗核谈判的恢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分化组合。沙特阿拉伯拒绝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洽购中国红旗9型导弹；以色列加强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协调，并被盛传与沙特阿拉伯密议破坏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努力。年底俄罗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到开罗与埃及同时举行2 2会谈，“这是20多年来两国间首次高级别的深入接触”，双方甚至谈到了高达20亿—40亿美元的军购案。

四是伊朗核问题虽取得突破，但最终解决问题仍充满艰难。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达成解决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伊朗部分放弃核活动换取西方部分解除制裁，持续10年的伊核危机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打开了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大门。

这个阶段性协议的达成是美国和伊朗相互需要、相互妥协的结果。伊朗国家经济陷入困境，民心思变，新任总统鲁哈尼急需突破制裁以改善经济，伊朗在核能力已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愿意以限制部分核活动换取美国放松制裁；奥巴马政府当务之急是对内重振美国经济，对外搞“战略再平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继续打压伊朗已力不从心，试图以松动制裁换取延缓伊朗提升核能力的步伐。双方可谓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美伊两国总统通电话，美伊良性互动引人注目，被国际社会形容为“融冰”。

尽管达成了阶段性协议，但还要在6个月内谈判伊核问题的最终协议，伊核问题彻底解决的前景并不乐观。伊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美国和伊朗关系问题。美伊两国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很难接受一个伊斯兰政权，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始终孜孜以求更迭这个政权；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更难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事实上在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中呈现“独大”的趋势，这是近10年来美国持续严厉打压伊朗的主要原因所在。伊朗坚持提高核能力，就有出于政权安全和自保的考虑。而且，伊朗很看重自己的大国地位，1979年被伊斯兰革命推翻的巴列维国王就认为“没有核能力的国家不是大国”。因此，虽然有伊核问题阶段性协议，虽然美伊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仍很难说美伊关系能够出现根本的改变。而只要美伊关系不出现根本改变，伊核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只能是一种奢望。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李绍先）